三峡工程的严重后果，来自于水库的污染!(2)

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鹏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李鹏日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泽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鹏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